丘光耀:時勢造英雄或英雄造時勢?

2017年06月17日     14,741     檢舉

七年前,我低調回歸民主行動黨,原本只想在幕後協助文宣組。然而,沒想到2011年的砂拉越選舉,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以「超人」形象一夜爆紅,即使隨後被援交媒體集團「切掉」,我靠網紅,迄今還能持續發揮影響力。

根據我的記錄,我從2011年到505投票前夕,總共為行動黨站台545場,從室內籌款宴會到街頭群眾座談會,凡有邀約,從不推辭;加上週末跑兩場,最高記錄一個月35場。

當初我決定從中國返馬,家人都不表贊同,然我立志要全力協助行動黨/民聯「改朝換代」,這是我畢生最大的志願。而我唯一的武器,就是靠創意和口才所炮製的「政治棟篤笑」。

 

有人說,我為行動黨505的勝選立下汗馬功勞,「超人」實至名歸。也有人說,我不過只是搭上「改朝換代」的順風車,「超人」微不足道。到底是「時勢造英雄」抑或「英雄造時勢」?坦白說,兩者兼具。

歷史學研究的方法論

如果我為國陣服務,絕對不會享有「超人」的美譽;反之,必將淪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。故此,「超人」的崛起,是順應了年輕人「求變」的時代風潮,這點我心裡明白,所以我感謝行動黨提供的平台,造就了今天的我。

但是,我也要反問,為何在同樣給定的政治條件下,在野黨陣營里,只出一個超人?其他行動黨的議員和領袖,為何群眾魅力不如我,演講號召力不如我,籌款能力也不如我;一句話,為何晚宴壓軸的嘉賓,總是我「超人」?

不論主題或範疇,在歷史學研究的方法論上,「時勢造英雄」和「英雄造時勢」一直都爭論不休。概括地說,左派史家推崇的是人民群眾的集體意志和社會經濟基礎的變遷,推動歷史巨輪的前進。右派史家,則強調政治精英的博弈,發揮影響歷史走向的關鍵作用。

用社會學的術語,就是「人的主觀能動性」和「社會結構的制約性」如何相互影響,進而改變人類的歷史命運。簡單地說,好比兩個人在下一盤象棋,遊戲規則就如社會結構,有共同的條例、規範和制約要遵守。但最終勝出者,就是在同樣給定的遊戲規則下,憑其高超的棋藝(即人的能動性,謀劃戰略戰術)吃掉對方。

所以,在我看來,往往影響重大歷史變遷的因素,都有客觀社會條件的「質變」為大時代背景,如政治腐敗導致民不聊生,或天災人禍引發天怒人怨,再加上政治精英(古時稱「帝王將相」或「英雄好漢」)的權斗推波助瀾。

在馬克思主義的圈子,一百年前也有類似的討論,如第二國際的「庸俗馬克思主義者」,認為馬克思畢生的研究──《資本論》已經用科學演算到腐朽的資本主義,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,導致革命的必然到來和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。另一派則不以為然,認為無產階級先鋒隊要發揮領導群眾的作用,將「革命意識」灌輸給工人階級,主動引爆革命的早日到來,用暴力來作為催生「新社會」的助產婆,俄國列寧領導的共產黨就屬於這一派。

下贏這盤棋

回到大馬當下的格局,要推翻國陣,關鍵是要能重挫巫統,這是大家都認同的政治前提條件。但這可不是單一條件,而是一組條件,如:政治威權體制、馬來右翼種族主義、伊斯蘭神權政治、封建文化、偏袒的傳媒、不中立也不專業的公務員系統(尤其選委會和警隊),這些都是維護巫統政治霸權的超穩定結構。

這一組「社會結構的制約性」,也可理解為象棋的規矩。反對黨要如何贏得一盤棋的勝利,就考驗我們的政治智慧和戰略戰術,統稱「棋藝」。

坦白說,無需靠發揮「棋藝」來拆解上述「超穩定結構」的鍵盤激進派,因為這些人並沒有組黨參選,尚未引起政治部留意,他們亦無須面對馬來選民,大可盲動冒進,大放厥詞,如用「馬鏟」和「劣等民族」來形容馬來人、用「邪教」來形容伊斯蘭、用「養豬文化」來形容新經濟政策。這些網絡雜牌軍,只要出來組織「第三勢力」,其面書內容就會即刻被檢控煽動罪,若國陣不採取行動,就證明他們是為國陣的選舉利益服務的嘍囉。他們貌似激進,其實是為納吉維穩,分散華人選票。

但行動黨和希望聯盟則不能那樣,尤其老將林吉祥,他長年被巫統抹黑,被馬來同胞所誤解,所以他要發揮「人的能動性」,來衝擊巫統的「政治結構之制約性」,就更要靠睿智行事,以「大局意識」來「牽馬」,合縱連橫,擴大團結面,集中打擊面,憑高超「棋藝」,「英雄造時勢」,以75歲的老身,來協助國家的民主轉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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